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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郑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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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
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
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
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
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
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
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
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
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
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
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
甚至到“九·一八”
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
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
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
。
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
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
他的“三共论”
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认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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