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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
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
这要求被答应了。
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交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
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
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地对我恭顺。
特别是真瑞侄，仍是引以为荣地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
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
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
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
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焘身边（院中四周都有警卫哨兵），低声问他：
“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不记得搬家的事，我记得那次临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那就行了。”
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所方说那是要搬家。
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诚地点点头，我走开了。
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
有一段时间我和李焘见不到面。
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几个侄子和几个年轻的犯人担任了送饭打水的勤务，他们可以跑来跑去）悄悄地说：
“李焘叫传句话：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这时侄子们对我还是这样私下称呼），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三百元（其实是四百元），又说到在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焘。
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
我就嘱咐真瑞，叫他见着李焘告诉他，“所方问起旅顺的事，就说全不知道。”
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
写好了。
“自传”
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
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
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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