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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
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
她们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了,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
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
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
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她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她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她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
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
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
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
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
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
,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
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
那时候她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
而现在这些都被她当做真正的羞耻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了。
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
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参加过群众大会……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
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
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
这个摆过香烟摊、识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为了其余免于重复,都去掉了头尾),来对照一下:
其一:
××谨禀
敬禀者:顷奉到
手谕一件,×太高兴了。
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等,×实在太不忍了,×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
皇上一点也不留下,×觉得自己太有罪了。
点心
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
请以后别这样了,×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一万万个头。
……谨此恭请圣安
康德四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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