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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
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
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
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的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
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
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
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
的，终日大声叫骂。
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
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
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
你自己去想想吧。
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
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
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
于是，这个“武士道”
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
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
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
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
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
以下凡是圆括弧中的话是我加注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
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
（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作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例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作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即高唱打倒它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她“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
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由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致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
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须要专门分组（如绘画，音乐）地学习，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这是将级的战犯）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白毛女》影片上的话（《白毛女》里的这句话，我也常引用，诚然，那个鬼的意思和我们这种鬼不同，可是也算一种鬼吧）。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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