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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
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
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
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两汉时儒学盛行。
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
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
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
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
就是为此。
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
《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
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
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司马氏之所为可见。
自此风气急变。
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
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
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
。
说本《南史·禇渊传论》。
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
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大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
。
见其所著《封建论》。
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
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
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
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
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
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
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
后汉以来，此条件业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一）匈奴。
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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