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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有罪”
，使在国外的陶行知气愤不已。
陶行知也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并未因他在国外而轻饶了他，对陶行知再次发出了通缉令。
陶行知在国外终日忙于抗日工作，对此万分愤慨，他再次在国外通过杜威联合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知名人士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
（七）推广全面教育时期（1938—1944）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
改名为“战时教育运动”
。
1938年，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
的号召，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
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
。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
，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8年11月到桂林，创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战时教育方案。
同年12月25日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李任仁、黄炎培、邵力子、刘季平、戴伯韬、吴新稼、张劲夫、王洞若等30人为理事。
陶行知被推为该社理事长。
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
的建议，广西省教育厅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
。
“七星岩”
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早上课钟。”
后又成立晓庄研究所，密切联系抗战实际，开展全面教育。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
3月15日陶行知在一次讲演中说：“这阶段的战争特征是把战争的形势展开成全面，它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
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的内涵。
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
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人才都需要从幼苗开始培养。
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由于陶行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翦伯赞、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非常关心这所学校，从延安马列学院派来廖意林任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0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留下了“一代胜于一代”
的签名题词。
1943年陶行知给广东大埔百侯中学作校歌，写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强调说：“教育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国民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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