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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
他解说“富贵在天”
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
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
故曰在天。
……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
（《命义》）
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
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
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的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累害》《幸偶》等篇是不相容的。
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祸福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
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
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
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
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天人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
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民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则治乱。
……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
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
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
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
（《治期篇》中的语）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
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
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
……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
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
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
不食亲戚，恶行也。
召及四邻，善义也。
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
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案谷成败自有年岁。
年岁水旱，五谷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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