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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李世民第二次率领唐军西进，攻打西秦，刘文静、殷开山再次跟随李世民讨伐西秦。
李世民第二次西征，一举打垮了薛仁杲政权，荡平西秦，攻下金城。
平定西秦后，刘文静、殷开山因功恢复了爵位和封邑。
同时，刘文静还被拜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浅水原惨败，李世民率领唐军东撤，返回长安。
唐军撤回长安之后，薛举乘胜占领了高墌。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西秦军队占领高墌后，薛举做了一件令人发指，且被后世口诛笔伐的暴举：
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占领高墌后，薛举在高墌城中修筑了一座“京观”
，以彰显自己打败唐军的功绩。
不过，令人感到揪心的是，这座“京观”
，都是用在浅水原阵亡唐军将士的尸骨、头颅所筑成的。
很明显，薛举这是赤裸裸地在向唐朝挑衅。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由于秦王李世民患病，刘文静、殷开山擅自违背军令，轻敌冒进，最终，唐军兵败浅水原。
因为兵败浅水原，李唐王朝在与西秦的第一次较量中，以失败告终。
关于这次浅水原之败，两《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
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率众讨之，不利而旋。
（《旧唐书·太宗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
七月，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新唐书·太宗本纪》）
薛举进逼高墌，游兵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
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
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
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胡有此言耳。
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
乃陈于高墌西南，恃众而不设备。
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
（《资治通鉴》）
说到这里，大家不免会产生疑问。
浅水原之战的惨败，难道仅仅是刘文静、殷开山擅自违背军令，轻敌冒进所致吗？身为主帅的李世民，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当然不是。
虽然主要责任不在李世民，但是，对于浅水原之败，他也应该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李世民在患病之时，就应该想到，自己的疲敌之计，可能会出现偏差。
李世民在浅水原之战中，最大的失误，便是：选将不当。
李世民的疲敌之计，总结起来，就是坚壁清野，步步为营。
可是，这种战术，必然会使得唐军军中一些急于建功的将领，躁动不安。
所以，李世民患病后，这种躁动越发明显。
所以，为了能够很好地贯彻自己的疲敌之计，李世民应该在患病期间，选派稳妥的将领，掌管军务。
然而，李世民却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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