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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定教，不入于顿教、渐教，非指特别说教而言，殆为一般说教之普通情形；因佛之方法，不可思议，以致众生听闻之结果，各就相异之处，以为解释：故不定有秘密不定、显露不定二种之分。
又慧观以《涅槃经》为渐教极致，此说亦不仅出自慧观，证诸天台所举，则岌师、宗爱、僧旻、北地一师、光统诸说，皆相同也。
于是天台定《涅槃经》为追说追泯之经；乃由小乘入大乘之全体，为佛临终所反复叮咛者追说；更泯此等之说，悉入《法华》一乘，即定为与《法华》同味之教者也。
观此：则天台之化仪，乃依据慧观光、宅二家，一变而为此说者也。
其教由性质上区别之：则始自光统四教，而后有自轨五教，法凛六教；但天台之四教，应参合此等之说，与慧观之说，而考核之。
慧观为三乘与一乘之区别：法云之四乘教，恐亦本于慧观；而以三乘为三乘别教有相教、三乘通教无相教。
天台由大乘教而来，故设大乘通教，大乘别教，而立藏、通、别之区别；更综合《法华》、《涅槃》于其上，设为圆教。
此藏、通、别、圆之次序，似与光统之因缘、假名、诳相、常宗相通。
由是观之：天台因光宅说，斟酌他说，设化仪、化法二大区别；信可谓诸家判释说之集大成者也。
天台宗确从研究《涅槃经》，受绝大之影响；其源委有足述焉。
《涅槃经》自昙无谶译后，由北南传，经慧严、慧观修正，遂成《南本涅槃经》。
其时，竺道生于庐山盛说《涅槃经》；南方研究《涅槃经》之系统始此。
法瑗，慧观弟子也，后亦入庐山，曾为宋文帝说道生顿悟成佛之义，其说恐传自慧观；僧宗，法瑗弟子也，为当时涅槃学者之所宗；梁三大法师中，法云、僧曼所得涅槃之义，皆传自僧宗；其分渐、顿、不定三教也，于渐教之中，以涅槃常住教为极致之判教说，恐亦出自慧观，经僧宗之传，而稍加变更者也。
法云居庄严寺时，受僧成、玄趣、宝亮之教；僧达与之同居，常赞美之；僧柔在道林寺发讲时，云尝就之咨决累日，词旨激扬，众所叹异；或谓其得教于慧次，然则法云受上列诸人影响，决无可疑。
《法华文句》谓法云曾受教于僧印；（建康中兴寺）僧印固从昙度学《三论》，为庐山法华学者，尝受《法华》于慧观者也。
僧旻初为僧回弟子；后师庄严寺昙景，亦受僧柔、慧次、僧达、宝亮之教。
智藏尝从上定林寺僧远、僧祐、天安寺弘宗学；后闻次、柔二师之说。
此诸师事迹，传记不详；其可考者，仅宝亮、僧柔、慧次三人而已；宝亮，即梁武帝天监八年受敕书《涅槃经义疏》者；僧柔尝受教于慧基（祗洹寺慧义弟子）；慧次，为徐州法迁弟子；慧义本北人，宋永初元年范泰建祗洹寺于建康时，迎来居之，时人以义比舍利弗，范泰为须达，晚年与罗什弟子慧叡，同住于乌衣寺，慧次之师法迁，僧传不明其系统；共主讲《三论》、《成实》；其判教论，皆以《涅槃经》为渐教之极致者也。
盖以上师资，大率习《法华》者；宝亮讲《法华》，将及十遍；僧印虽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讲《法华》凡二百五十二遍；又由此等统系，出三大法师，皆视《涅槃》在《法华》上；此乃天台大师以前，多数学者之思想也。
僧宗时有昙准者，为北方《涅槃》学者；闻僧宗达《涅槃经》旨，南来听讲，意见有相歧处，遂别开一派讲说；此为北方《涅槃》学者之所宗也。
《高僧传》所载“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土所师”
即指此也。
但北方《涅槃》学者系统，今尚难知；唯北七中多有以《涅槃》为渐教最上说者，已于前述判释时言之矣。
《涅槃经》著述最古者，当推道生《涅槃记》；慧静《涅槃略记》次之；慧静为北方学者，《高僧传》谓“其说多流传北地，不甚过江”
，与之同时有法珍，由北南来，应吴兴沈演之请，赴武康小山寺，居十九年，奉敕来建康，与道生弟子道猷，同住新安寺，亦著《涅槃经疏》；此外尚有僧镜《泥洹义疏》；宝亮《涅槃义疏》；后代无一存者。
后之《涅槃》学者，当以隋之昙延为最知名，其门下如林；此外学者及此种著述尚多，以其繁而略之。
其在天台大师以前之书，以净影寺慧远《涅槃经义记》二十卷，为最有名；余多后于天台。
天台宗开后，《涅槃经》之研究，移于天台宗学者之手；从来以《涅槃》为常住教，位置在同归教《法华》上者，其议论渐衰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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