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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哥哥夭折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的名字本是那个哥哥的。
他的出生日是1853年3月30日，那个夭折的哥哥文森特·凡·高出生于1852年3月30日。
他要逃避家庭，逃避那个夭折的第二自我，逃避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
他曾经写信给提奥说：“我希望你不姓凡·高。
我本不姓凡·高。
我一直将你看作‘提奥’。”
丹尼尔说，弗雷德丽卡说橄榄树中间隐藏着痛苦，但他看不到。
亚历山大接着“上课”
，他说文森特曾经反对伯纳德和他的兄弟在客西马尼园的画上加入象征基督的元素，他也撕毁过自己的画，最后将这一切映射到橄榄树上。
他向丹尼尔介绍那些凡·高在圣雷米画的可怕的枯萎的树，解释画上的红与黑。
丹尼尔说，很奇怪，为了让人们高兴一点，精神病院居然沿着墙壁种了那么多果树。
那些树立在粉红色和绿色的光环下，头上有小东西飞过，就这样被固定在光影之上，几缕瞥视之间，随意的笔触之中。
致埃米尔·伯纳德8，圣雷米，1889年12月
此时我的面前有一张画布。
画上是我住的精神病院的花园的景致。
右边有方灰色的露台，还有一面围墙。
左边，玫瑰树丛已经凋零，地面被太阳晒成了红褐色，地上撒着干枯的松针。
那里是园子的边缘，有几棵高大的松树，树干和树枝也都是红褐色的，叶子是墨绿色的。
映衬在黄昏的天空下，这些高大的松树像从黄色土地上升腾起来的紫罗兰色条纹布，往高处走就变成了粉红色，然后变成绿色。
有一堵墙，也是红褐色的，挡住了视线，越过那堵墙，可以看到远方紫罗兰色和黄褐色的山头。
最近的树木，是一根巨大的树干，这棵树被雷劈过，然后从中间锯断了，但有一根侧枝长起来，而且长得很高，地上密密麻麻的墨绿色松针都是从这一根侧枝上落下来的。
这个大家伙像斗败而又心气高傲的人，在它的面前，凋零的玫瑰树丛上还挂着一朵花，眼瞧着也保不住了，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你会认识到，红色与褐色结合，绿色上蒙着灰色，用黑色描轮廓，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所谓的“红与黑”
，一些和我同病相怜的人都常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这个……是想提醒你，要描绘痛苦的感觉，不用盯着客西马尼园。
丹尼尔想到了死去的安·马圭尔，跟那个荷兰牧师的妻子安娜·凡·高一样，也将一个夭折的孩子的名字给了一个新生儿，将希望寄托在新生儿身上。
不过，凡·高家族特别喜欢这几个名字，西奥多勒斯、文森特，然后又是文森特、西奥多勒斯，一代又一代，不断循环。
这个家族还有一个类似的特征，他们的脸型都差不多，浓眉毛，深蓝眼睛，高颧骨，大鼻孔。
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有一家人在教堂墓地写下他们一个儿子的名字沃尔特·科尼利厄斯·布里顿，在这个墓地，他们还葬了三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一个两个月，还有几个年纪在他们之间的女儿，一个叫珍妮特，一个叫玛丽安，一个叫伊娃。
1976年8月，一辆载有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这个枪手可能已经死亡）的汽车冲上人行道，撞死了马圭尔夫人的三个孩子，八岁的乔安妮，两岁的约翰，六个星期的安德鲁，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马克。
人们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死了这么多人，更是因为这些人遭受的都是无妄之灾。
马圭尔夫人的妹妹和一个朋友一起建立了“和平人民”
组织，对于他们勇敢的开端和悲伤的结局，这里便不再详述。
后来，安·马圭尔去了新西兰，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但受不了文化差异，又回去了。
报纸上都称她是“和平妈妈”
，其实她不怎么参与“和平人民”
的活动。
她向法院起诉为去世的孩子主张赔偿，也为她自己的精神损失要求赔偿，人们通过录音听到她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说，当时给予她的赔偿简直是“施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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