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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0年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
他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不过，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的李大钊正忙于校务，无法抽身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对此，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
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
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④据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骨干成员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未能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与他当时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有关。
“一九二一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陈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
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
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
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
③
可见，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皆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⑥
毛泽东等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忘记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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