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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中央领导层的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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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觉察到“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从这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央领导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纠正了一些“左”
倾错误。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澄清党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毛泽东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展开一次读书活动，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最先提出读书建议。
毛泽东在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
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
“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
毛泽东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①。
他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日至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
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许多批注。
然而，就全党而言，郑州会议后党内开展读书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在毛泽东正式提供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
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
②为了使广大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再次提出读书问题，希望党内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社会主义部分，全党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
③
1959年年底，在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活动将要开始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
这种观点是错的。”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倡导读书活动，为的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
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不仅在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
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会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四人，开始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至1960年2月9日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读完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三十六章全部及结束语。
毛泽东在整个读书活动中的谈话，后经邓力群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其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毛泽东安排的这次集体读书活动中，读书形式也很特别。
邓力群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后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
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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