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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
要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要为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第三，在经济调节机制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做法，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
这些重点突破，是长期探索的结果。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
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
1980年1月，邓小平提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
1982年7月，邓小平再次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邓小平想要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决定》，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理论创新的结果。
《决定》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
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
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充分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合资经营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他还举了“傻子瓜子”
的例子。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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