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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明确表示同意。
周恩来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②。
中共中央完全认可这个处置办法。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
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
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
消息传出后，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群情激愤，一片混乱。
在救回张学良的问题上虽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文救（和平方法）还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出现了互不相让的两派。
由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一帮“少壮派”
失去理智，在1937年2月2日清晨枪杀了他们认为主和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接着，东北军几个青年军官又闯入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一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就明白了一切，这时如果示弱或是表现畏惧都会出现难料的后果。
周恩来霍地站起身，一拍桌子，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
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③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才收起了手中的枪，低头不语。
周恩来立即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
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在周恩来的开导下，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此时的西安城内充满恐怖气氛，谣言满天飞。
有人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中共代表团面临生命危险。
周恩来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赶往被害的王以哲家中，慰问家属，帮助料理后事。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中共中央得悉西安如此混乱的情况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应离开西安立即撤往云阳红军总部。
周恩来深知，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
因此，他让其他人撤走，自己坚守西安。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
周恩来在险恶的环境里为事件的解决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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