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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尤其注重与近邻日本改善关系。
1957年年初，岸信介当选日本首相后倒行逆施，中日官方关系逐渐恶化，但中国与日本民间仍保持着广泛交往。
为缓解中日双方的紧张关系，中国政府相继提出“政治三原则”
和“贸易三原则”
，形成了“政治三原则”
“贸易三原则”
和“政经不可分”
的完整对日方针。
这一方针提出后受到日本各界特别是商界的欢迎，中日关系发展开启新篇章。
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畸达之助率领日本商企代表团一行33人赴华访问。
访华期间，高琦同廖承志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达成了1963年至1967年为期5年的长期贸易协定。
12月，中日双方民间机构又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
至此，备忘录贸易和议定书贸易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个主渠道。
虽然这些交往都是民间性质的，但经过两国政府努力，中日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在谈到与日本、法国的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评价说：“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20世纪60年代，中法建交是当时国际上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事件。
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且积极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
1963年10月，戴高乐委派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转达法国方面的友好意图并进行会谈。
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
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震动世界。
一方面，中法建交加强了双边贸易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克服巨大差异，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发展友好外交关系，为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带来新气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的外交战略任务的提出，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改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打破美国的封锁与遏制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美苏两国斡旋，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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