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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
’开元十六年，杨场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
’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
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中小经《周礼》《仪礼》《公》《榖》难于《易》《书》《诗》故也。”
今按：唐代经学内容，即此两疏，已可见其大要矣。
二 佛典翻译
佛教之人中同，盖在汉末桓、灵之后。
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
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
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
《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
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评精神之人也。
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
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
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
自此以迄中唐，凡七百年，其重要之工作有二：一曰“经典翻译”
，一曰“西行求法”
。
盖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亦自然之数也。
译事不足满其欲，乃起而亲行求法，又必至之理也。
论译事托始，亦当自后汉桓、灵时。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僧徒记述译事，每推本于摄摩腾、竺法兰，谓今传《四十二章经》，实中国最古佛典。
腾等于汉明永平十年，随汉使至洛阳，在白马寺中译此。
然其书纯是魏晋以后文体，其体裁摹仿《老子》，其内容思想，亦与两晋谈玄之流相接近。
殆为晋人伪托无疑。
以吾推断，我国译经事业，实始汉桓、灵间，略与马融、郑玄时代相当，上距永平八十年矣。”
自此以往，译业进化，可分三期：一为外国人主译期（自东汉至西晋），二为中夕卜人共译期（东晋南北朝），三为本国人主译期（唐贞观至貞元）。
宋赞宁所谓“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
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
后则（智）猛、（法）显亲往，（玄）奘、（不）空两通，器请狮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
者也。
（《高僧传三集》）其翻译界代表人物，初期有安世高，
安息人，后汉桓帝初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
支娄迦谶诸人，
月支人，后汉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上两人实译业开山之祖，但所译皆小品，每部罕有过三卷者。
任笔受者孟福、张莲（俱洛阳人，为支谶襄译）、严佛调（临淮人，为世高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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