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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佑辑《五子近思录》，施璜有《五子近思录发明》，江书即本汪意。
同时有婺源汪绂，朱筠为作墓表，云为学以宋五子为归，《六经》皆有成书，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所不究畅。”
学风亦与永近似。
盖吴学自攻宋起脚，皖学自绍宋入手，此亦其一异。
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徽州学派传播扬州，咸精《礼》学。
如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榜）、胡（匡衷、承珙、培翬）、程（瑶田）、凌（廷堪）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
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此江北学者通《三礼》之证也。
南方学者，则鲜精《礼》学。
惠栋《明堂大道录》《褅说》，皆信纬书。
惠士奇《礼说》，亦多空论。
沈彤《仪礼小疏》，豬寅亮《仪礼管见》，齐召南《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咸择言短促，秦蕙田《五礼通考》，亦多江、戴之绪言。
惟张惠言《仪礼图》颇精。
然张氏之学，亦受金榜之传，仍徽州学派也。”
章炳麟《检论·清儒》：“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讲学殊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震之言曰：‘学有三难。
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
余谓吴学务反宋，而转陷尊古。
皖学初本阐宋，后乃为诤宋。
吴以革命始而得承统，皖以承统始而达革命，学风迁变，诚非先导者所得逆睹也。
而东原之学，尤为博大精深，几几乎非复考礼穷经之所能限。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先生言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
又《东原集·答郑丈用牧书》：“君子务在闻道也。
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
’亦未志乎闻道者也。”
又《与某书》：“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
又《年谱》：“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原，有考核之原，有文章之原，吾于三者皆庶得其原。
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原也，义理又何原哉？’”
东原之学，不徒在知礼，又贵能知得礼意，以明道为考核之原，不株守考核而止，皆承皖学绍宋精神，与吴派不同。
其先尚守宋儒义理，
《年谱》：“乾隆乙亥，先生三十三岁，入都，有《与方希原书》谓：‘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
’又有《与姚姬传书》谓：‘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
’”
胡适《戴震的哲学》，谓：“此尚承认宋儒义理，为壮年未定之见，与其后《孟子字义疏证》主张绝殊。
戴望作《颜氏学记》，谓戴震本颜、李言性而畅发其旨，其思想变迁，当在乙亥入京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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