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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样的人生只求终其一生，每时每刻都能成为他们自己。
他们若是注定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那么能否完美地发展心智力量至巅峰以完成精神使命，便是他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唯一标准。
其他都是无关宏旨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生来具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都看重闲暇，珍视闲暇如生命。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中”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时说：“苏格拉底视闲暇为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
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总结说，献给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在《政治学》里他又说道：
得以自由运用任何种类的力量便是幸福。
最后，我们再引述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中的一段话：
若人生而具备某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
他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使用这些才华。
但是，成为拥有宁静闲暇的人，与成为一般人不同：因为，对宁静的渴求本不属于人之本性，平凡的人生来便注定了劳顿终生，换取自己与家人生存的需要，成为挣扎与困乏的俗人，却不能做有才智自由的人。
所以，一般人厌倦闲暇，总需为着什么目的而忙碌，若是连幻想或勉强的目标——诸如游戏、消遣和各种嗜好都找不到，闲暇就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了。
正因为人一旦闲下来，便急需找些事情，所以闲暇有时可能充满了危险，正如有人说的：当人无事可做时，人是很难沉默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有适当才智而远超常人的人，似乎是不合自由且反常的。
但若这种情况果然存在，那么具有此种才华的人若要幸福，就需求得他人以为是负担和有害的安静的闲暇，柏加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飞马，若它披上常马必备的鞍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不会快乐的。
若外界和内在的两种反常情况，即宁静无扰的闲暇和天分极高的智慧，能重合在某人身上，那是他极大的幸事；再加上命运又顺遂人意的话，此人就能过上不受人类两大苦源——痛苦与厌倦——纠缠烦扰的高质量生活，他不需为生存痛苦挣扎，也能够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闲暇，我们唯有对痛苦与厌倦保持中立，不受它们的感染，才可以避免痛苦与厌倦。
但是从相反的观点来论说，天赋的伟大才智是一种个性极为敏锐的活动，对各种痛苦的受容度极高。
它含有强烈的气质，广大而生动的想象力，这两种性格是伟大才智的特征，它们使具备此种睿智者常拥有较那可以吞噬平常人的热情更深刻的情绪，所以，他也更易成为此种情绪的牺牲品。
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原本比制造快乐的要多。
有天赋之才常疏远他人，只因己身所具备的已绰绰有余，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他人引以为乐之事，他们只觉得肤浅乏味，相应地，他们所觉得的快乐的事也就少些。
这又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的例子，我们称此情形为“补偿律”
，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常听人说，心胸狭小的人，其实是顶幸福的人，虽然这种好运并不值得羡慕。
在此，我不想对此点多做辩驳，影响读者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古代圣哲典籍中，对此点也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论出现。
举例来说，索福克勒斯曾说过：
智慧占有幸福的大部分。
他在另一段文章中，又曾提道：
无思无虑的人生活最愉快。
《旧约全书》的作者，也有类似的矛盾，一面说：
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
又说：
智慧愈高，痛苦愈深。
知识越多，徒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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