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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更准确的术语来定义这一群体，所以我们暂且称之为“虐待狂”
。
这样就形成了神经症理论，其动态性的核心是在“接近人”
“对抗人”
“回避人”
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
由于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整体性，神经症患者往往不顾一切地想解决冲突。
尽管他这样做可以制造一种平静的假象，但是接着又会出现新的冲突，这就需要新的补救措施来解决它。
在努力保持个体整体性的过程中，其中的每一步都会使神经症患者更加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觉得应该与自我和他人疏离，结果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更加难以获得真正的化解办法。
他会变得绝望，会试图在虐待狂性质的追求中寻求一种补偿，这反过来又会加深他的绝望感，造成新的冲突。
这是一幅关于神经症和其造就的性格结构的凄凉画面。
但我为什么仍把我的理论称作建设性的呢？首先，它消除了那种认为通过十分简单的方法便能“治愈”
神经症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同时不会引起同样程度的不现实的悲观主义。
其次，它使我们第一次着手处理并化解神经症性绝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认识到了神经症患者内心纠结的严重性，它不仅可以使潜在的冲突退却，还能找出真正的化解方法，这样就能使我们进行真正的人格整合。
神经症患者无法通过理性决策化解冲突，他们所付诸的解决措施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适得其反。
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引起冲突的人格而得以化解。
做好每一步分析性工作便可以改变这些人格特征，因为它可以使个体不再那么无助、恐惧、充满敌意，并且不再与自我和他人疏离。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来自他内心深处对人性本善和人类成长的怀疑。
他认为，人类注定要遭受痛苦或者毁灭，驱使他们的那些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最多“被升华”
。
我的看法是：一个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去发展自身潜能，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但是，如果个体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潜能就会减弱或者消失。
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够改变，也能保持改变。
我的理解越深入，这种信念就越强。
（1） 这本书中，在提到神经症患者为去除冲突而做出努力时，我都会用“解决”
这个词。
因为患者在潜意识中否认冲突的存在，所以严格来说，他并不是在努力“化解”
冲突。
他的努力在潜意识中是为了“解决”
掉它们。
——作者注（后文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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