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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些临床描述，詹姆斯·马修·巴里在《汤米与格丽泽尔》一书中塑造的人物汤米更好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当然，如果患者不是陷入由无意识的托词和合理化作用编织的“蜘蛛网”
中，也不会有这种行为，也不会过得朝不保夕。
患者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因为他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困难增多，他会充满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处于异化状态的鲜明表现。
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世界的那一层虚幻必然会扩展到外部世界。
有位病人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情形：要不是现实世界的不断干扰，我本来可以过得很好。
虽然理想化形象的存在是为了消除基本冲突，且它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它同时也在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隙，其危险比原来更大。
大致来说，个体为自己构建起理想化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
但是，把自己放在理想化形象的位置上之后，他更加不能容忍他的现实自我，既而开始因此恼怒，并且因为达不到对自我的要求而暴躁。
于是他在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在理想化形象与真实形象之间摇摆，找不到一个坚实可靠的中间地带。
于是，便发生了新的冲突。
一方面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内心失调所造成的内心决断。
他对这种内心决断的反应，跟一个人对政治上的独裁所做的反应一样：他可能认同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他感到自己真的是内心所宣称的那般了不起和完美，或者他会努力踮起脚尖以达到它的要求，或者他会对抗这种内心的强制，拒绝承担它强加于自己的责任。
假如他的反应是第一种，我们看到的便是“自恋者”
的表现，他受不了别人的批评，他实际存在的裂隙并不为自己的意识所察觉；假如他的反应是第二种，我们看到的表现则是一个至善的人，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
；在第三种反应中，患者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和事承担任何责任，他往往会变得行为古怪、不负责任、消极。
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表现”
这个词，是因为无论他是何种反应，从根本上来说他一直都是焦躁不安的。
即便是那些本来认为自己“自由”
的反抗型患者，也会在那种他想推翻的、强加于自己的标准下努力工作；他也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他人，只有这时才能说明他还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形象。
（19）有时，患者会在两个极端中来回反复。
比如，他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想当大好人，但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安慰，便180°大转弯地走向反面，坚决反对这种“大好人”
的标准。
或者，他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子转到完美主义。
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态度之间的结合。
它们都指向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解释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尝试中没有任何一种是令患者满意的，它们都注定会失败；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患者不顾一切地想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用的手段；在其他任何无法忍受的情境中，他们都会尝试截然不同的手段，一种不行，便用另一种。
所有这些后果共同形成了阻碍患者真实发展的强大障碍。
患者往往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他注定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
在谈到成长时，他心里只有一种潜意识的想法——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形象，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
因此，治疗的任务是使患者正确认识他的理想化形象，帮助他逐渐理解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功能和主观价值，让他看到它必然带给他的痛苦。
然后，患者会开始扪心自问他那样做是不是代价太高了。
只有当患者不再需要创造理想化形象时，才能最终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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