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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是孤立的事件，与自己无关，也与自己的问题无关。
比如，他会觉得抑郁与恐惧都是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学的无知或缺乏观察所致。
但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病人对任何微妙的联系都坚决否认。
他对那些因果关系保持怀疑，或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会觉得分析治疗师并不是在尽快解除他的麻烦——这正是他来这儿求医的目的——而是在怪罪患者，狡猾地想维护他自己的面子。
于是，患者可能已经了解了使自己产生怠惰的原因，却拒绝承认自己的怠惰不仅阻碍了医生的分析治疗，也阻碍了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
或者患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对别人的飞扬跋扈，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经常与人争吵，不招人待见。
他的内心冲突是一码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另一码事，一码归一码。
这样，他把内心冲突与冲突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分隔开了，这种分隔行为是隔离倾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患者对神经症态度与倾向造成的后果拒不承认，这种抗拒大都被患者深藏于心底，也正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太明显了，所以很容易被医生忽视。
这是一种不幸，因为只有让患者意识到他对后果视而不见的行为和他会这么做的原因，他才可能认识到他对自己生活的阻挠程度。
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最强有力的治疗措施就是让患者了解到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这是因为它会让患者明白，只有从内心做出了改变，他才能够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虚伪、自大、自私、推诿责任等行为负责，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讨论道德的问题呢？有人会反驳说，作为医生，我们只需要关注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他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他们会说，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不考虑我所推崇的“道德的”
态度。
这种非道德观点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它们站得住脚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真的能够不去考虑对错吗？精神分析专家在决定什么需要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难道不是在按照他们有意排斥的判断而进行的吗？然而，在他们没有言明的判断中却有这样一种风险：它们可能不是过分出于主观，就是过分囿于传统。
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师可能会觉得男人的拈花惹草不足为奇，不需要进行分析，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人身上，则应该严加拷问。
或者，假如这个医生觉得物欲横流的生活十分正常，反倒会觉得从一而终才是需要分析治疗的病例——无论男女都是如此。
但实际上，我们应当依据某个病人具体的神经症去做出判断。
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的问题是，患者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对他的发展和他的人际关系有害。
如果有害，那它便是错误的，便需要进行干预。
为了能让患者就此事下定决心，分析治疗师应当向患者言明自己有此结论的原因。
最后一点，上述反驳我的观点不正是犯了与患者思维中相同的错误吗？——那就是，认为道德只是关于判断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带来什么后果的可能。
让我们以神经症性自大为例来分析一下。
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神经症性自大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
分析治疗师认为患者应当去认识并最终克服自大的问题。
分析治疗师之所以会持这种批判性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从小在主日学校（5）中就明白了自大是罪过而谦逊是美德吗？或者说，医生之所以有此论断，难道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大有违现实，终有苦果，而且病人难逃其害吗？——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也同样都是如此。
自大的后果是使患者无法认识自我，从而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
还有，自大者待人不公，而这又有其反作用——不仅会使他不时与他人发生摩擦，还会使他与别人疏远。
而这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神经症中。
由于患者的道德一方面产生自神经症，另一方面又使神经症得以维持，所以分析治疗师除了关注其道德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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