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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神经症冲突的化解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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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伤害,就越是迫切地需要真正将其化解。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无论是靠理性决策、逃避,还是意志力,都无法做到。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化解冲突,只能去改变人格中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
这是根本方法,实施起来也十分困难。
在内心做任何改变其实都不是一件易事,鉴于这一点,我们便应当想方设法找出一条捷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还有其他人会经常问: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显然是:不够。
即使治疗分析师在分析过程开始没多久就看出了患者的分裂状态,并且能够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状态,患者的顿悟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它或许可以给患者的病情带来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患者开始认识到造成自己苦恼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原因,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处于云里雾里、一片茫然中。
但他不能把这种顿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他虽然知道了内心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但这也没有使他的分裂状态有任何好转。
他听说这些事实的时候就像是听到一些新奇的言论一样,它们听上去虽然有鼻子有眼,但他认识不到它们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由于在潜意识中他有很多保留想法,所以必然会使这种顿悟的作用消失殆尽。
在潜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治疗师是在夸大他内心的冲突;若不是外界环境的缘故,他也会好好的;爱情或者成功会使他摆脱痛苦;只要不与人接触便能避免冲突;虽然普通人的确做不到一心二用,但他可以通过无比强大的意志力和聪明才智做到这一点。
或者,他会觉得——同样是潜意识地——分析治疗师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好心的傻瓜,出于职业的缘故才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其实他应当知道患者其实已经无可救药了。
患者这种想法表明,他在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治疗师的建议。
患者的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他要么坚持尝试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对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或者,他内心深处就没对恢复正常抱有希望。
所以,我们必须先搞定患者的企图与这些企图的后果,才能有效地应对他们的基本冲突。
在寻找捷径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由于弗洛伊德对根源的强调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把认识到的这些冲突与它们的根源和患者在童年时代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并且,其原因也与前面大致相同。
哪怕是对早期经历最详尽的回忆都丝毫不会使他目前的冲突有任何缓和,而只会使他对自己更加宽容。
全面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和它对儿童人格造成的改变,尽管没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却对我们探寻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各种状态有一定帮助(1)。
毕竟,正是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才导致了最初的冲突。
我在先前的作品(2)和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
概括来说就是,某个儿童可能发现自己的处境威胁到了他的内心自由、主动性、安全感和自信心——简而言之就是威胁到了他的精神存在的核心。
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所以当他初次试图与他人发生联系时,并非出于他的真实情感,而是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
他无法做到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意愿或反对别人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想方设法对付别人,在与他人周旋时,把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感、无助感、无处不在的忧虑感,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敌对紧张感,包括从一般意义上的提防到十分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种状态持续,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摒弃任何冲突性倾向。
相反,导致冲突的那些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会变得更加迫切。
事实上,这种虚假的解决反而更加干扰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找出真正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
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去找回自我,去认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真实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
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魔法实现上述几点,那么,患者的内心冲突便会灰飞烟灭,不需要我们动一根手指头。
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魔法,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为了实现上述改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多么具有戏剧性,看起来怎样不近人情——其实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治疗的任务便是去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因此,我们越能清楚界定这种结构和个体差异,就越能准确地阐明需要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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