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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国藩的十舅江通送他进京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作烧火夫。”
他的五舅江南把他送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我送你媳妇到京师。”
曾国藩说:“京城很苦,舅舅不要来了。”
江南听了后说:“是啊,但我一定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
说完,眼泪簌簌而下。
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
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借,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
我弟以为可乎?兰姊慧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
同胞之爱,纵彼之觖望,吾能不愧如一家一身乎?”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曾国藩的家信中还谈及很多。
我们看了这些,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的深厚,还能了解到当时农村经济如何凋敝以及民间生活已经困苦到了什么程度。
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深知民间生活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原本是人之常理。
曾国藩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
但事事处处记挂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
一旦条件允许即伸出“援手”
,拉扶一把。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
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
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还注意善待仆从。
仆从不是家庭成员,但又与家庭中每个成员朝夕共处,这方面关系如何维护,也见曾国藩之用心。
曾国藩对待仆从的态度,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分明,然而在情义上要施予其恩惠,善待他们。
比如,他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
《易经》
上说‘丧其僮仆’,又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意思是说把僮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僮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
我对待下人虽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致他们对我不尽忠。
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像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不能少。”
曾国藩认为只有善待仆从,仆从才会善待自己。
买卖或雇仆从的目的是予己方便,如果主仆形同陌路,又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主与仆的关系纠纷,主要在主而不在仆,如果主子能够多恩多义、善待仆从,仆从又怎会不尽心侍奉主子呢?
曾国藩对宗族姻亲的“一体爱敬”
,可以从他对三女曾纪琛和女婿罗兆升的教导事例中看出。
曾国藩将三女儿曾纪琛嫁给了好友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并让他们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
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
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若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
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
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教诫女儿忍耐,并表示自己嫁妆过少,但如果贫困,“吾亦当周济之”
。
做好了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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