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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
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
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选用“纯朴之人”
，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
这种对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
之人。
“坚忍”
亦即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
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具有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
，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第一位。
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
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58%。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然而，清朝末年的现实状况却使他们无望通过这种途径改变社会地位。
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数字之间差距悬殊。
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时，他们就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曾国藩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
的目的，但确实使他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强大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的重用和将士僚属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人。
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左的才能，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收用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去了。
当樊燮京控案结案后，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问题。
此时左宗棠已有意随同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
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功劳甚大。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未遂，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劾曾国藩，“罢遣湘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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