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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其初不得不雇用洋匠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
又说:在华匠中,“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
二是注意“权由我操”
,“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
。
譬如,1870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即在该局“精练华工,酌裁洋匠”
,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辞退。
不久,又将金陵机器局主持局务的洋员马格里辞退,用较为内行的中国人龚仰遽指挥调度。
李鸿章的上述做法,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敢想敢做!
优柔寡断的人总是权衡利弊得失、思考前因后果;而那些果敢行动的人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就立即付诸实施,雷厉风行。
李鸿章抛开陈旧思维,放开眼界,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人才的选拔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
网罗人才要“不择手段 ”
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才的重要性都胜过一切。
有了这个人才库,才能形成思想的集合,合力打天下。
曾国藩重幕府、重人才,李鸿章亦然,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心智的体现。
没有人才,就无法形成强大的集团实力。
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李鸿章如同曾国藩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决心整饬吏治,多方延揽人才;在看准人才之后,就对其委以重任。
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做事方法。
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了极点,而上海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
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于不顾。
通过全面了解,李鸿章在1862年致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上海十年来大发公家财者,要数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其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
吴指的是吴煦,字晓帆,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初以捐纳历任江苏嘉定等县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勾结反动官绅与英、法、美等侵略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8年冬,吴煦升任苏松太道,后升署江苏布政使,兼管上海海关事务。
此人一向媚外,多次勾结外国侵略军入上海设防,以阻击太平军;为人狡诈,爱财如命,贪心特重,名声极坏。
杨指的是杨坊,字启堂,浙江鄞县人。
初在上海以贩卖鸦片致富,因勾结洋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而升任苏淞粮储道,综理“夷务”
。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为敌,并以其女嫁华尔为妻。
此人与吴煦沆瀣一气,“挟夷自重”
,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
俞指的是吴煦、杨坊的心腹俞斌。
他与金鸿保、闵钊一起,充当吴杨二人搜括民财的得力干将,上海人民对其恨之入骨。
李鸿章虽然对这种情况作了调查了解,主观上很想把江苏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他初到上海,有“强龙难压地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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