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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
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
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主：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
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
所谓“行不言之教”
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
故“太上，下知有之”
，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
，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
“下知有之”
，《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
；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
，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
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
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
这话未必尽然。
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
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
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
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
的问题。
并不是泰尔史（Thales）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
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
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
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
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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