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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
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这一句当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三句合看。
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发达天性的诚，这便是“教”
，这便是“诚之”
的工夫。
因为《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所以他极看重个人的地位，所以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所以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孝经》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
，像周公把后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类。
《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
三、心理的研究
《大学》和《中庸》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
换句话说，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
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
即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
，似乎是有点内省的工夫了。
及到问他省的甚么事，原来只是“为了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还只是外面的伦理，那时有一派孔门弟子，却也研究心性的方面。
如王充《论衡·本性篇》所说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周人世硕相出入。
如今这几个人的书都不传了。
论衡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
据此看来，这些人论性的学说，似乎还只和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的话相差不远。
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论性，还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观”
。
到了《大学》便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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