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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绝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
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
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
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
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
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
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
。
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
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
，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地牺牲。
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22]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
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23]，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
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
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
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
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
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有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
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
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
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
英国人借着服尔德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歧而得到的宽容”
，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
——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像维琪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
像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
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弗洛贝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
；——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的复杂的思想，模仿着动**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
，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像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
；——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
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
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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