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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
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亚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
——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
关键不在于亚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
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
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么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
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亚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
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
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
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
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
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
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
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
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
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
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
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
——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
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
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
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
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
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
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
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
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
专讲逻辑的疯子。
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绝不肯有一点儿让步。
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
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
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
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齐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
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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