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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一个女性实验对象可以在催眠时被告知：“警报已经响起，当你、丈夫和儿子向掩体跑去时，你丈夫和儿子被奔跑中的人流冲散，最后你一个人来到了掩体。”
暗示她发现自己没办法接近儿子，又看到儿子被慌乱的人群踩踏，可以进一步增加她的压力。
调控压力大小的方法数不胜数。
如果催眠可以被应用，可以很轻易地设计出一系列能提供大量有用信息的实验。
汉尼芬承认这一方法有道德上的问题，同时也有实际操作的问题，他声称“这些暗示不大可能在七天的时间里，在所有实验对象身上都同样保持有效”
。
但他主张在危机的时代，相较对知识的需求，这类担忧可能要被放在其次。
幸运的是，事情从未走到这一步。
或者至少，从未有研究者公开承认按照汉尼芬的建议做了实验。
掩体实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到了流行的顶峰，然后逐渐不再广泛开展，尽管离它们完全消失还有一段时间。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能发现一些研究者将实验对象锁进地下房间里观察他们的反应。
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实验的衰落。
有资金的问题。
各国政府清醒过来，意识到即使掩体有用，建造足够的掩体来保护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口的开销也太过高昂。
冷战紧张局面的缓解，也降低了为核生存做计划的紧迫性。
生存计划所引发的问题又令人们变得恐惧起来。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密尔沃基市学区针对学龄儿童是否应该被刺上文身，以帮助人们在战争冲突发生后，更容易地辨认死去和受伤的孩童进行了辩论，但结论是反对的，因为文身在躯体被烧时会被抹掉。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场被称为“枪击你家邻居”
的论战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
在论战中，宗教领袖们相互争论在紧急情况下，邻居试图进入一个基督徒家后院的炸弹掩体时，这名基督徒对邻居开枪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许。
面对这些两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他们宁可听天由命，也不为生存做任何计划。
但是掩体实验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存研究不再流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人们越来越确信想要活过一场核战争是无谓的尝试。
即使有人在最初的爆炸中因为藏在深埋地下的掩体里而活了下来，在数周里一直吃罐头食品和饼干为生，但也不能永远待在下面。
最终他们需要爬出掩体，然后走上被辐射污染的土地。
在那里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延迟了死亡，而非避开了死亡。
1982年，关注社会责任医师协会的会长海伦·考尔迪科特在被问及政府官员和民防研究者为何这么久以来一直相信，人们有可能在一场核冲突中生存下来时，她的回答很好地总结了生存研究留下的遗产。
她直率地回答说：“因为他们都疯了。
就我的经历来看，他们全都对一场核战争带来的医学、科学以及生态后果一无所知。”
尽管科学界最终放弃了建立防弹社会的努力，许多这类尝试的物理设施仍然遗留了下来。
在内华达的荒漠里，生存城的残骸仍然立在那里，除了作为观赏的景点，招揽来访拉斯维加斯的游客之外，别无他用。
在很多房屋后院的地下，或者山体深处，炸弹掩体仍然留在那里等待着保护谁。
它们的所有者从那时起给这些掩体找到了其他用途。
它们成了老旧自行车、工具以及器具的储藏间。
最近几年，尤其流行将它们改造成酒窖。
也许这正是它们能有的最好的用途吧。
人类或许没有能力在一场核屠杀中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这不可想象的事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至少最后活下来的人手头会有特定年份的醇酿酒，拿来为世界末日而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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