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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侮辱的同事随后对科布勒提起了刑事指控，特别法庭为了做出裁决询问了目击证人。
直到那之后，科布勒才向所有人坦言，整个事件—争执和特别法庭—都是一场真人实验。
对证词的分析显示，目击者对争执发生前平静时刻的描述比较准确，但是随着房间中紧张气氛逐渐升级，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混乱。
1924年，在华盛顿市，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正在美利坚大学上课时，一个陌生人敲门走了进来。
这个人走向马斯顿，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把绿色手柄的长刀。
随后转身面向学生，威胁地在他戴着手套的拇指上擦拭刀子。
在这神秘的示威之后，他离开了房间。
马斯顿要求他的学生写下刚才发生的事。
神奇且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声称没有一个目击者注意到那把刀。
195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中，两名听众，一名英格兰人和一名威尔士人，争吵了起来。
英格兰人站起身，抽出一把手枪，击中了威尔士人。
听众震惊地坐在那里，随后劳伦斯·高尔教授说明这一切都是预先的安排，并要求每个人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这一次同样，对现场细节的各份报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到了1975年，心理学家罗伯特·巴克霍特、达里尔·菲格罗亚和伊桑·霍夫在《心理规律科学公报》上撰文，带有一丝疲倦地评论道：“数十年来，假冒的‘罪犯’经常会跑进心理学课堂，犯下一些‘罪行’，并制造出目击者，而这些目击者的证词在之后会被证明不可靠、不准确。”
然而，他们继续写道，“虽然对回忆不可靠的演示如此令人信服，但目击证词却仍在法庭中被高估，仍然是给许多无辜者定罪的依据。”
于是他们安排了另一场真人实验，安排一名加州大学的学生海沃德在一百四十一名旁观者面前“攻击”
一位教授。
同样，目击证词被证明是易于出错的。
在这几十年的模拟教室罪案中，似乎从来没人想过这一实验是有潜在危险的。
如果有人手里有枪，把它用在假冒的攻击者身上该怎么办？如果虚假的打斗引发了实际的冲突该怎么办？那些被迫目击冲突的学生们的感受又有谁管？今天，我们必须要问这些问题，因为校园暴力—真正的而非模拟的暴力—已经如此常见，如此令人悲伤，使真人实验看起来如同更单纯年代里的一项奇怪遗俗。
事实上，一名教师会有意安排暴力冲突作为课堂练习，这在21世纪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让人回想起真人实验的各种场景，不断地在新闻中出现，常见得令人吃惊。
2004年，在田纳西州的卡特县，武装者闯进了政府官员的会议中大喊着：“不会再有新税了！
这里所有人必须投否决票！”
这是由地方紧急事务管理局长策划的一场未经公布的恐怖主义“演习”
。
2007年，田纳西州斯凯尔斯小学的学生们收到警告，有一持枪男子在周边活动，当一名身着连帽衫的男子试图闯入教室时，学生们纷纷四下躲藏。
他们的老师在事后坦言，他们觉得让学生们了解置身人质事件是什么感受会是个好主意。
2010年3月，在伍斯特市的布莱克明斯特中学，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在惊恐的学生面前，开枪“击中”
了一位科学课的老师。
结果他只是在参与教职工设计的角色扮演练习而已，他们设计这个练习，目的是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调查，收集事实，分析证据”
。
对学生们来说，这些冒牌攻击者轮番上场的影响很明显：在课堂上睡觉还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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