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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特曼回忆起其中一些从众实验的受试者，在最终被告知真相之后，崩溃流泪—也许他们流下的是解脱的泪水，庆幸自己并没有疯掉。
阿施预想多数人会抗拒群体压力。
但是结果却辜负了这样的期望。
阿施测试了一百二十三个人。
其中足足有70%的人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屈从了群体压力，25%的人在超过50%的时间里表现出从众，另外的5%是核心从众者，他们总是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同，不管其观点错得多么明显。
但即使是不从众的人—那些持续抗拒群体压力者，也常常表现得不自信。
他们支支吾吾，在椅子中身体前倾，眯着眼睛看向卡片，一再道歉。
“对不起，伙计们，”
他们会说，“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其他人错了时（在真相被揭开前），他们不愿意直接承认，相反，他们倾向于对抗性不那么强的字眼，说他们“看法不太一样”
。
阿施开展了数个变体实验。
他发现，存在一个支持的伙伴—另外一个愿意反对群体的人—极大地增加了受试者不从众的可能性。
同时，从众效应只有在个体面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体时才真正奏效。
但总体来说，实验结果令阿施感到不安。
他沮丧地指出：“我们发现从众的倾向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强大，以至于相当聪慧和善意的年轻人情愿把白的说成黑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它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欺骗的黄金年代
1955年11月，阿施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的研究。
这很快引发了全新的担忧，尤其是在教育者中间，他们担心美国在向从众的方向发展。
布朗大学的校长巴纳比·基尼数周后在一次教堂礼拜中告诉他的学生，他想在他们中间少看到一些从众的现象。
巴纳比·基尼开玩笑地建议，他们应该通过做一些极为不同的事，来表现他们的个性，比如打扫宿舍房间。
在哈佛大学，神学家保罗·蒂利克成功地在《圣经》中找到了一句关于从众的箴言，他拿来与会众做了分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罗马书》第12章第2节）
但被阿施的研究影响得最深刻的还是心理学家。
到了1955年，已经有许多研究使用了欺骗性的手段，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大规模地运用欺骗。
从来没有人像阿施这样，在整个房间装满演员。
他的同行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迅速地着手设计自己独创性的欺骗手法。
其结果是，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了在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欺骗的黄金时代。
欺骗变得迷人且赫赫有名。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是心理学“圈内人”
。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心理学期刊中发表的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报告了对欺骗的使用，这个数字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才不过20%。
当然，一项关于从众的研究引发了这一不诚实的热潮，这其中也是稍有讽刺意味的。
受阿施实验的直接启发，许多研究，包括一些本身就十分著名的研究得以开展。
例如，曾经作为阿施的助教工作过的麦考密克·米尔格拉姆，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开展了一个经过修改的从众研究，想知道如果有比线条长度更利害攸关的东西加入实验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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