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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精神病学运动
时间到了1970年,对精神病学专业的不信任已经流行并累积了一段时间。
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卫个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不扮演约束性社会角色的自由,以及只要你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自由。
但是整个社会运动似乎与精神病学擦肩而过。
躲在四周围满了高墙和铁丝网,建筑渐渐腐坏的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学家,开始越来越像某个已逝年代—诸如15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2]—的古旧事物一样。
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现状的守卫者而已,是“正常”
行为的执行者。
解放你的思想?这些“思想警察”
—作家肯·凯西这样称呼他们—要是有话说可就没指望了。
凯西所写的1962年的畅销书《飞越疯人院》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感受传递给了广泛的受众。
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性自由的罪犯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的故事,他由于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会更好过,为了从监狱的劳改农场转移到精神病院而装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麦克墨菲就发现患者的神志看起来比工作人员和医生要清醒得多。
小说以悲剧式的调子结尾。
医生给麦克墨菲做了额叶切除手术,摧毁了他的反抗天性。
20世纪60年代,在专业学者中同样出现了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
。
这项运动的一名领导者罗纳德·莱恩本人也是一名精神病学家。
他谴责传统的精神病学使人丧失人性。
他声称精神病成了一种标签,当权者用来排斥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思想者。
他暗示,精神病学上的诊断,不过是社会用来归类并无视那些它所不能理解事物的手段。
把那些疯子锁起来,然后忘了他们!
罗森汉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和法学教授,他曾经听过一回莱恩的讲座。
他坐在听众席中间,仔细地聆听,虽然他并不是对他听到的一切都感到赞同,但莱恩的主张的确引起了他的思考。
精神病学诊断能有多准确?那些被锁进精神病院的人不应该受此待遇吗?在他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想到了开展一个实验的点子。
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却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的场景。
如果某个图表中的标签显示他精神不正常,他有精神疾病会怎样?医生会弄清诊断是错误的吗?他们能看出他和一名真正的患者之间的区别吗?如果他们不能—如果几天或者几周的观察之后,仍然坚持错误诊断的话—这不就能说明莱恩是对的,精神病学诊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瑕疵吗?
这一念头烦扰着罗森汉。
他没法把它抛诸脑后。
也许他也遇到中年危机了。
他已婚,有两个孩子,过着稳定的市郊生活。
也许他是在寻求冒险。
不管理由是什么,他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
他连续几天不洗澡、不刷牙,让自己看起来很粗犷,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有些破损。
1969年2月,他走进了医院大门,告诉那里值班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是大卫·卢里,他有幻听。
那个声音说:“都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是中空的,它在制造空洞的噪音。”
他当场就被收治入院了。
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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