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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一位法国的法医学专家，弗莱什曼先生，重复了培根爵士提到的那位不具名绅士的实验。
弗莱什曼当时在进行一项“由勒颈造成的各种不同死亡”
的研究，他推测如果他知道上吊什么感觉，会对他的研究有帮助。
于是他在脖子上绕上了一根绳子，就置于他下巴下方，然后向绳子靠过去，直到足够勒断血液循环，但还不足以阻断呼吸的程度。
几乎一瞬间，一种巨大的重量压在他下肢上的感觉袭来，他的头部一下子热了起来。
他听到很响的耳鸣声，他的面部变得通红，双眼变得突出。
他声称自己在自我保护的本能发挥作用之前，忍耐了两分钟，然后他将脖子从绳子上抬了起来。
1882年，当纽约市的医生格雷姆·哈蒙德安排他的几个朋友帮他上吊时，解释说他希望这一实验能产生相关信息，令处决犯人更迅速也更人道。
他特别想确定单独压迫血管和气管哪个能造成快速无痛的死亡，或者行刑者是否也有必要使犯人的脖子脱臼。
哈蒙德当时二十四岁，刚从医学院毕业一年，他的实验给人一种青年人逞强好胜的感觉。
哈蒙德坐在一把椅子里，一个朋友将毛巾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同时扯毛巾的两端，将它拽得越来越紧。
另一个朋友站在他面前，监视着他的面部表情，同时用一把刀不断重复地扎他的手来测量他对疼痛的敏感度。
随着毛巾被勒进他的脖子，哈蒙德体验到一种暖热、麻刺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的双脚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身体。
他的视线变得模糊，他的耳中有鸣响，他的头感觉就快要炸开了一样。
在一分二十秒之后，“所有敏感性都消失了”
。
他的朋友停下来让他休息了几分钟。
然后他们又重复了这项实验。
这一回哈蒙德只过了五十五秒就失去了所有感觉。
他的朋友扎他的力量大到在他手上扎出血来，但哈蒙德什么也没感觉到。
当这场酷刑结束，哈蒙德得出结论：“为了获得迅速且无痛的死亡，使脖子脱臼既无必要也不可取。”
后来，哈蒙德成了数个美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队医，有了一段卓越的职业生涯，但另一场濒死体验把他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报纸。
1913年12月，哈蒙德走进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的一间电梯。
突然一根电缆断了，然后电梯向下掉了三层。
幸运的是，在电梯撞到底部前，它卡在了升降机井中，哈蒙德也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这场经历似乎使他确信他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之后开始吹嘘自己身体的不凡力量，宣称自己能够摆脱那些有害物质的影响。
“我做各种对我有害的事。
我去宴会大吃大喝。
但经常性的锻炼拯救了我。
通过锻炼，我的身体会摆脱所有对我不好的东西。”
在七十七岁时，他仍然保持着强壮的体魄，他的自我评估看起来确实有道理。
哈蒙德告诉媒体：“在我生日那天，我会跑四英里，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没变老。
而且我想要在我有生之年坚持下去，估计我不会活过一百一十岁吧。”
八十岁时，他仍然常去健身房。
但到了1944年，在他八十六岁时，死亡终于来了。
他陷入昏迷，在他心爱的女儿去世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弗莱什曼和哈蒙德的勒脖实验尽管很极端，在面对罗马尼亚医生尼古拉·米诺维奇的壮举时仍然黯然失色。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米诺维奇被聘用为布加勒斯特国立科学院的一位法医学教授，当时他开展了上吊死的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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