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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精神所注，卒均不脱于其所谓圣人之遗经，而惟日孳孳于故训与典章制度之间，则不徒吴派为然，虽皖派、戴学亦莫弗然也。
《戴东原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
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
’此诚震之大不解者也。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
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经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今按：东原此文，据《年谱》作于四十三岁。
明年，在京语段玉裁云：“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
谓《孟子字义疏证》也。
后凌廷堪为东原作《事略状》，谓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即删节此文，以见其为学大要。
（阮元作传亦采此文。
）则知戴氏为学，其根本上与吴派非有歧趋。
又据《年谱》：“东原卒前四月，致书段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
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
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
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
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道于遗经也。
’”
是尤戴氏始终主张“自字义制度名物以求道于遗经”
之证。
故洪榜为《东原行状》，亦云：“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
此《原善》之书所以作也。”
又《与朱筠书》（见《汉学师承记》）曰：“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
洪氏此言，实堪为东原卒前《与段氏书》作发明，非姑为引避回护而已也。
故凌廷堪亦云：“《原善》《疏证》，皆标举古义以刊正宋儒，所谓由故训而明义理者。”
（《事略状》）王鸣盛尝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
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
（见洪榜《行状》）虽当时治戴学者，不尽首肯其言，然戴派之未能舍古以成学，即其不能舍古以寻是者，要为不可掩之事实。
则惠、戴之为学，其根本非异趋，亦端可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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