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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所以故事在这里就只好不了了之。
但作者却在故事结束后另外加了一节附录“高濑舟的缘起”
，说明他之所以要写这个故事，是由于在古书上看到它的简介，有两点使他觉得“有趣”
。
一点是喜助从未有过财产，把两百文钱视为拥有财产而欣喜万分；另一点就是安乐死能否认为是杀人的问题。
作者表述得不动声色，而且这两点似乎毫无关系，只是偶尔想到的两个话题而已。
但作者最后却点明：“我认为，高濑舟的那个罪人，正是这种安乐死的典型例子，这点我感到非常有趣。”
这里面大有深意。
然而遗憾的是，一般研究者，包括日本的文学史研究者都忽视了森鸥外的最后这句话。
也许在他们看来，小说本来已经结束了，作者还附带说一下这篇小说的“缘起”
已属多余，顶多表明他自己是如何想到要写这篇小说的，但小说的寓意却并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而主要看小说本身说了些什么。
但实际上，这种忽视是致命的，它导致历来的研究者几乎全都走入了一个误区，这就是把这篇小说的主题看作两个“并列”
的话题，一个是“知足常乐”
，一个是“安乐死”
。
至于作者关于喜助这个知足常乐的罪人本身“正是这种安乐死的典型例子”
一说，便成了无法理解的了。
论者一般对作者这句话采取回避的态度。
例如，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三好行雄在80年代编的《近代日本文学史》中说：“在《高濑舟》中讲述了安乐死的问题以及对知足常乐精神的向往，这是明治四十年代也时常凸显的主题。”
[57]到了21世纪，在日本具有权威性的《新订国语总览》中还把《高濑舟》评价为“一篇超历史的历史小说，提出了财产观念的‘知足’问题和医学上的‘安乐死’问题，是成为后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的‘问题小说’的先驱的作品”
[58]。
在中国人编的日本近现代文学读物中，在论及《高濑舟》时，往往也就是直接沿用了日本学者的这种“两个主题”
的说法，不但没有突破，甚至有的还变本加厉地扩大了这一误解。
例如，在由同来编著的《日本现代短篇名作赏析》中，编者说：“综观全文，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经过精心的构思，巧妙地把无欲知足和安乐死这两个主题穿插于小说之中。
但也应看到，两者之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
正如评论家长谷川泉所言：“总觉得《高濑舟》只是以不同的兴趣，将两个问题拼接在一起，是一部缺乏统一主题的作品”
[59]。
在何志勇、张卫娣编著的《日本名著赏析》中则直接说：“小说《高濑舟》为我们揭示出两个令人深思的主题。
实质上，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原作稍作改动的话，《高濑舟》完全可以成为两篇微型小说。”
[60]该书还以“拔粹”
（节选）的名义把小说的附录部分“《高濑舟》的缘起”
砍掉了，使上述改成“两篇微型小说”
的自作聪明的建议显得言之成理。
而在李洪学、曹志明编著的《日本近代文学选读》中，干脆就不加说明地把“《高濑舟》的缘起”
删除了。
[61]
但如果严格按照森鸥外的创作意图来理解这篇小说，他自己在“缘起”
中明确说出的那句话就是不可忽略的，它是小说全篇的点睛之笔。
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附录”
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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