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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这种“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
，当时不仅在延安有，在中共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时有发生。
而在周恩来所在的重庆，这种斗争“唯独没有”
，这虽然有历史环境方面的特殊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周恩来所起的作用。
因此，侯外庐感慨地说：
“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健康的研究环境。”
其实，何止是研究环境呢。
1943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在“七、八、九月，党对反共**严厉反击”
，而《新华》则“大捧”
林森等国民党要人，“这是失掉立场的。
即在平日，对蒋介石、国民党亦不应人云亦云”
。
当时周恩来已经回到延安，由董必武主持了《新华日报》的整风，几位有关当事人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都受到了批评。
据夏衍回忆，章汉夫是因为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时让《新华日报》全文刊出了中央社发的消息和照片，并围了一个很大的黑框。
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则是因为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有错误，有的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
作了不正确的过高评价，有的是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
另据乔冠华回忆，他受到批评是因为他在《中原》杂志上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一文谈及大后方进步作家的创作时，片面强调了“到处都有生活”
这个观点……
夏衍回忆说：
“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
……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了包袱，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写文章。”
这次批评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学术研究”
上的不同意见，而属于政治性的问题了，即使如此，南方局也并未把问题往“政治”
上、“阶级斗争”
上拉，展开“残酷的斗争”
。
这时虽然周恩来已经不在重庆了，但他领导下造就的健康环境仍然保留了下来。
周恩来还十分珍视保护这个“健康环境”
。
他于1945年1月18日从延安发往重庆的《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中，特别作了这样的强调：
“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不要小看了这几句话，这里面包含着周恩来亲眼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审干工作中那个一度搞得人人自危，冤假错案迭出的“抢救运动”
之后，为保护中共在大后方好不容易才造就的“健康环境”
而费尽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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