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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监视下的“半独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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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沿着枯水季节的长江航道降落下来，停到了修筑在长江中心沙洲上的临时机场——重庆珊瑚坝机场。
机上的外国人下来后，首先吸引住他们目光的是盘绕在高高的悬崖之上的重庆旧城墙。
汗流浃背的力夫用像吊床一样的滑竿将他们晃晃悠悠地抬着，登上那凿在悬崖上的数以百计的石阶……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写下的他初到重庆时的感受。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都是这样来到重庆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便于1937年10月30日决定迁都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一时间，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国通讯社、国际援华团体纷纷集中到这座山城里来，各种肤色的外交官、盟军将领、记者、作家及其他友好人士云集重庆，重庆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主要窗口。
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后，在重庆广泛展开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鉴于国民党方面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中共与外界的直接交往被隔绝，为了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活动，南方局于1939年4月设立了对外宣传小组，次年冬改称外事组。
外事组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自1942年起，增补龚澎为副组长。
周恩来在后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
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
。
在国民党阻挠中共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种种禁令和约束”
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与他们来往的所有外国人，都进行几乎是公开的特务监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周恩来。
尽管他是由蒋介石请到重庆来的中共代表，并且有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官方身份，也照样受到特务监视。
在《周恩来年谱》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1940年10月中旬：
“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
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
十八日，周恩来同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反映国民党顽固派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重庆。”
至于密布在红岩嘴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
以及《新华日报》社附近的特务监视网，那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为了阻挠中共在陪都开展外交工作，国民党当局甚至对盟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这些“友邦人士”
也进行特务监视。
1939年8月9日，蒋介石批准《秘密监视侦察在华外人办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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