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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又曾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后来因不同政见而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三党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对于周恩来所检讨的“关门主义”
，他是深有感受的。
在第三党刚刚诞生之时，因为它不赞成中共当时倡导的工农武装暴动等政策，把中共和国民党改组派放在一起分别加以批评，便被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所发的一份通告中称之为豪绅资产阶级蒋介石的走狗。
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又发表了连载文章批判第三党的理论和纲领。
更为典型的“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
的“关门主义”
，是这样一件事。
1933年冬，主张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后来通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这次事变中，第三党是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等参加了这次事变的领导工作，章伯钧还在福建人民政府中担任了经济委员会委员。
但是当时正处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却拒绝与宣布实行“联共反蒋”
方针的福建人民政府合作，不仅不给他们以应有的支援，还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指责说“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
，还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
在后来发表的另一份宣言中，甚至称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是“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
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告夭折，而中共也失去了与友军配合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机遇……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余年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在中国政治中心迁到重庆后，第三党已经与中共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双方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亲密的盟友。
而周恩来却仍然念念不忘那“惨痛的教训”
，并亲自向第三党的朋友们作出沉痛的检讨，这怎不令他们吃惊和感动！
参加这次宴会的第三党干部刘宗宽后来回忆此事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颇能代表几位赴宴者心情的话：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政党的重要领导人这样亲切、诚恳、精辟的谈话，使我深受感动，铭刻肺腑，成为我参加民主运动的巨大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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