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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陪都迷雾中走出的中共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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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仲夏里一个炎热的日子，1943年6月28日，将要离开重庆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的周恩来，把南方局外事组的干部们召集到曾家岩50号，开了临别前的最后一次会。
应邀与会的王安娜多年后回忆说：“我们聚集在一起，大家脸上的神色都很沉重。
……”
就在这样的气氛里，周恩来向他们布置了外交工作的新任务。
在陪都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半独立外交”
斗争中，一个或许更有深远意义的成果。
即是锻炼和培养了包括周恩来本人在内的一批中共外交家。
南方局外事组的干部们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展开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周恩来是怎样要求他们的，没有见到明确记载，但在周恩来后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一切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
，“外交态度宜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方面勿吞吐吱唔”
，“招待方法要守时守信，朴素热烈”
等原则，显然是从陪都时期的外事工作中总结出来的。
可以说在这时便已初步形成了后来为国际外交界所称道的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南方局的外事干部们，因其出色的工作而赢得了外国朋友们的尊敬和信赖。
美国作家海明威当时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的报告中由衷地赞叹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海明威夫人、新闻记者玛莎·盖尔荷恩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是他们在中国遇见的一位真正的好人。
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忆周恩来时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
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1944年7月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到延安后，在一份汇报他与周恩来谈话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预测：“如果共产党要设一个外交部长，他一定是最可能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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