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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劲草患难情一次特别的祝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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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30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重庆大学理学院二楼一间大教室寿烛高照,人来人往,气氛热烈。
人们正在举行一次祝寿会。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脸上的表情和谈话时的神色,却又分明流露出几分压抑和愤懑。
而更为奇怪的是,在《明师永寿》的红底金字寿幛下,却不见老寿翁的人影。
这是当年轰动陪都重庆的一件大事。
这次祝寿活动所祝贺的老寿翁,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及该院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大名鼎鼎的马寅初。
抗战以来,在陪都重庆,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中腐败成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特别是“四大家族”
中的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蒋介石庇护下,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成为当时最大的丑闻,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普遍的非议。
马寅初是一个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引为骄傲的大学者,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学者。
因此他在1940年7月至10月相继发表了《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战后经济问题》等文章,大声疾呼,要求以临时财产税形式将发国难财者所获之不利之财收归国有。
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愤怒指出:
“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此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深知大发国难财的高官巨宦如孔祥熙之流与蒋介石的关系,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向这些人征收巨额财产税,“此事固属财政部所应为者,惟恐力量不足,难以胜任,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于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将士之忠勇也!”
在一次公开讲演中,马寅初更是针对蒋介石庇护家族成员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直言不讳地说,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
,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
“四大家族”
中当时最为声名狼藉的孔祥熙,掌握着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等职,一手控制着四行及“两局”
(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其大发国难财的劣迹甚至使得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为之汗颜。
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的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其日记中就作了这样的记载:
“1940年12月8日马寅初迭次公开讲演,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
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讲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
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
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情绪之煽动也。”
唐纵甚至还在另一则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
就在马寅初被捕一个月后的1941年1月15日,国民党一批高级干部在青年会聚餐,席间,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在讲话中对孔祥熙暗带讥刺,而恬不知耻的孔大人如何表示呢?唐纵在日记中写道:
“孔发言,出人意想之外,谓现在革命成功了,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不小,现在抗战胜利又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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