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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虽然家大业大，但齐老爷勤俭持家，我母亲做的事情就是给齐家孩子们和太太们缝缝补补，做用人。
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自小帮母亲做的事情不利于骨骼生长，我瘦小体弱，一双大眼睛除了充满对生活的恐慌，还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齐老爷不忍心让我去放羊，让我跟着八少爷和九少爷，他们读书我跟着读书，他们看护庄稼，我就跟着看护庄稼，玩耍的时候也在一起。
八少爷和九少爷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不同母亲，比我大三岁，我管他们叫八哥九哥，八哥九哥对我很好，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让我跟着一起分享，他们没有让我感觉到一个用人孩子的卑贱，相反，他们处处把我当弟弟爱护，我对他们产生了如亲哥哥一样的感情和依赖心理。
我们三个共同保守一个秘密，就是跟从齐家庄稼地里穿过的火车过不去，如果是货车，我们扒上去，将车上能扔下来的东西往下扔。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能扔下来的只有煤块，粮食之类的东西上面有防盗网，我们根本无法下手，我们不是想要东西，我们只是想为我们追着火车上蹿下跳找点理由。
如果是客车，我们用弹弓打那一片片小玻璃窗，根本不会去想如果石子打碎玻璃伤了人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从被墙壁包围的县城里投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田野、河流、稀疏的村庄，这种新奇的景色是多么优美，多么让人着迷啊！
它大大加深了我对齐家庄的家乡情怀，此后，谁要问我家在哪里，我都说在齐家庄。
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齐家的恩德，我紧紧追随着齐家哥哥，好像离开他们或者让他们不高兴就对不起这份恩德。
高粱红了的时候，乌鸦黑色的影子如同乌云，铺天盖地而来。
仿佛全天下的乌鸦都看上了齐家的红高粱，它们发着“啊！
啊！”
的赞美诗句，展示出它们看见这一片红色美味时的幸福和快乐，但往往这是它们蓬勃生命的最后唱响，看庄稼人的枪声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响起。
哦，那个时节，地上的红与天上的黑构成了永定河两岸浓郁悲壮的田园色彩。
齐老爷给我们每人发一支鸟枪，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至少打下一百只乌鸦。
保卫收获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我们却干得嘻嘻哈哈，我们套上一辆毛驴车，坐在跑着的毛驴车上比赛打乌鸦，谁输了谁负责收工后的卸车喂驴。
令两位哥哥不服气的是我几乎没有卸过车喂过驴。
我们更大的乐趣是扒上奔驰的火车，居高临下，枪击那些抱着高粱穗子饱口福的乌鸦，它们跳动在一片红色中的黑得发亮的羽毛实在太藐视我们的射击水平了，当那黑得发亮的羽毛在红色中飞散飘落的时候，我们用魔鬼般的尖叫为它们致哀。
后来我跟着两位哥哥进北平读中学了，但在高粱红了的时候，总会想出办法逃学回来枪击“悲伤的诗人”
。
把坠落的乌鸦叫“悲伤的诗人”
是九哥发明的，九哥也把自己称为“悲伤的诗人”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悲伤过，只是喜欢读伤感的诗。
不要嫌我啰唆，我讲这些，是为了让你在后面明白，我为什么对共产主义那么向往，为什么会是神枪手。
进北平读中学前两年还算平静，学校里是琅琅的读书声，大家谈论的事情都是学习上的事情，老师讲的也是学习上的事情。
我知道了数还分正和负，有理和无理，数学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让我把教书先生的职业理想具体到了教数学的教书先生，我体会到了怀抱理想的充实和快乐。
这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心旷神怡的阶段，即使那时候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常常走神，我把自己想象成了讲台上的老师，对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设未知数，然后解未知数，我的神情太痴呆，以致老师将粉笔头甩过来。
这些满怀教书先生理想的对那个单纯时代的回忆，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直到大家谈论的不再是学习而是抗日、老师讲的不再是知识而是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前方，直到学校里出现了传单、有了战斗的歌声，直到有同学放弃了学业参军走了，我才突然感到我也被同样的东西召唤着。
李嘉筠走了。
何琦走了。
八哥九哥也走了。
我是跟着八哥九哥去报名的，人家不要我，嫌我年龄小，身子骨也小。
同学们越走越多，我心有些慌了。
八哥、九哥参加的是二十九军学兵团，在南苑，我去看过他们后再也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日本鬼子铁蹄已经踏入冀中平原，我也是冀中平原一男儿啊，我又去找八哥九哥，八哥九哥找到他们的王教官，谈判似的逼着王教官把我吸收了进来。
我的八哥九哥走到哪里都是核心人物，王教官要带好学兵团，恐怕还得仰仗我的八哥九哥。
王教官收下了我，却说了一句很伤我自尊的话，“如果不是战争，像你这样小老鼠一样的人永远走不进军营。”
我从王教官鄙视我的眼睛里看到他说我像小老鼠，不只是说我身子骨小，还说我胆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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