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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樟木头镇官仓村经济非常落后，自办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后，村里经济大为改观，老百姓的收人也随之提高。
县领导及时抓住典型写了份总结，叫《一个工厂改变了一个村的面貌》。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也招来讽刺和挖苦：共产党那么多年改变不了的面貌，一个资本家就给变了？
发生在东莞大地上的这场思想革命，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它对干部、工人、农民等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冲击。
在观念和利益、眼前与未来的种种问题面前，东莞人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阵痛。
东莞要发展经济，要对外开放，但如何发展，如何开放，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来料加工厂尽管看上去不好看，说起来也不好听，但东莞选择这一步，实在是被动中的主动之举，因为东莞根本就没有其它的选择。
东莞是一个农业县，没有工业基础，缺技术少人才，高科技的东西拿不进也引不来，不实行拿来主义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东莞的地理优势也适合引进外资。
东莞除了“三来一补”
，做别的没有优势，所以东莞不能放弃眼前这个机会。
东莞在“三来一补”
中赚的钱在港商面前是小钱，但相对于自个儿的过去和现在的内地就是大钱了。
东莞迫切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一位当年的干部告诉笔者说：“在运用外资的方式上，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办法有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为什么我们主要运用‘三来一补’方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我们对国际市场也不了解.这一切就决定我们只能采取‘三来一补’。
而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
但是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会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不用很长时间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些“三来一补”
企业在东莞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实际上东莞老百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他们而言，钱是最实在的，有老板进来投资是件好事，大家有就业机会了，有钱赚了，有什么不好？何必要顾虑姓“资”
还是姓“社”
。
正是在东莞县领导的动员下，在老百姓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思想不通的老干部们开始慢慢更新观念，适应后，又开始主动引进港企。
与此同时，这与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分不开。
广东省委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利用港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给各级干部撑腰：“大家要大胆地干，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责任。”
如果上世纪80年代东莞因搞“三来一补”
处处遭白眼的话，那么东莞领导承受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种压力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延续多年。
东莞人是倍感委屈的：东莞和深圳当初都是惠阳地区的农业县，改革开放使深圳一夜之间变为风凰，成了中国的改革试点。
和深圳相比，东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麻雀。
如今，凤凰想要涅粱，东莞这只麻雀又何尝不想涅粱呢？更何尝不想在涅粱之后也变成一只凤凰呢？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些“三来一补”
也许正是东莞发展的第一把涅粱之火！
此时的东莞是多么渴盼被人关注、被人理解呀！
一边是特区深圳，一边是省会广州，夹在中间的这个小小农业县渺小得一直无人关注。
只要你稍稍翻一下东莞史记，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又有多少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脚步曾在此作过短暂停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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