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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最多的是那种可坐五六十人的机动船。
与此同时，许多水性好的人开始采用游泳方式，他们事先打听好海里的最佳路径，几个小时便可到达。
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时，更重要的是，游泳比较安全，难被发现。
坐机动船目标大，容易出事，当年厦岗村的一条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几十人葬身大海，为此公社书记被降职调离。
事实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游泳方式。
因此也带动了塑胶生意的红火，据说当年塑胶枕头（那种吹气的颈套，游泳圈）在虎门长安等地满大街都是，很快便脱销，人们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
买者卖者心照不宜。
此事在当时已成为一件公开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
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
，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
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国，何时才能扭转这种人与钱的流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
中国领导人也早已用力挽狂澜的气势扭转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的书中这样记述过——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
的问题无动于衷。
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
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
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J）II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
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忧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
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惫殊，难怪人心向外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
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奥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
衰庚回到家乡大鹅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
解放初的两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刹下5000多人。
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国、灸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软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得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得多。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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