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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春风，又是春雨。
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
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
相差这么多？！
大家一个个来了精神，每个人的脑筋都迅速转开了：东莞县目前有120万亩耕地，如果把这些耕地拿出一半改种这些经济作物的话，那一年的收人就会增加……哈哈，太好了！
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眼前北岸村农民的实践就证明这种农业改革能提高产量，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真理！
东莞的农业改革让实践来检验吧！
会场上叽叽喳喳，热闹起来。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哪种赚钱就种哪种！
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东莞县领导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2000年9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2003—2004CBA总冠军宏远队庆功晚会上，队员们向热情的观众挥手致意。
和基层十部交流后，基层于部更是个个群情激奋。
干出成绩，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
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有了好的思路就有了一切，但在好思路和一切之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当时东莞县委那班人在如何调整好农业结构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
李近维回忆说：“实际上，东莞调整种植结构，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解放思想的。
‘文革’期间，由于天天批‘重钱轻粮’、‘重副轻农’、‘重个人轻集体’，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加上粮食征派购任务过重，以粮为纲实际成了以粮‘唯一’，为了完成粮食任务，只好水稻上地，甘蔗上山，其他经济作物也就‘上天’了。
那时不但处处种粮，还要一年三熟四熟，而水稻有强烈的季节性，，结果农忙时忙不过来粗耕粗种，还要动员工人学生支农，农闲时却没有事干，浪费劳力。
高高低低全都种粮，不是受早就是受涝，农业生态也不好，病虫害特别多，生产成本相当高。
再说，种植业结构的单一使得食物结构也单一，对粮食的压力也就越大，形成薄收一广种、广种一薄收，越是种粮粮食越不够吃。
为了既能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又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我们从不宜种水稻的高岗沙质地改种花生做起，粮油轮作，培肥地力，提高水稻单产。
种花生增加食油，花生数还可养猪，油和肉多了，也减轻了粮食的压力。
接着把低洼地的稻田恢复养鱼，并逐步腾出土地发展水果等经济作物。
收益增加，人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原来越徽越穷、越穷越徽，这时变得越勤越富、越富越勤了，许多人甚至端着饭去听种水果的技术讲座。
到1984年，我们又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免收农林特产税，后来省财政有意见，我们也只收上缴省的部分，属于县分成的那部分依然让利给农民，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二是对公粮、余粮、三超粮等征派购任务，让农民可以到市场买回来交售，也可以交代金和差价，由粮食部门统一组织回来交售，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做到适地适种、适销适种。
当时的东莞基本上是按等高线种植的：最低层养鱼，高一点种水稻，再高一点种花生、种蔬菜，再上面种柑橘、种荔枝，再高上去就是种树、种竹子了，一层一层去利用。
最高峰的时候，东莞县110多万亩耕地，有一半以上种上了经济作物，其中，香蕉、荔枝各17万多亩，橙、柑、橘22万多亩，蔬菜30多万亩。”
春潮一阵阵拍打着海岸。
许多东莞人还记得当年改种经济作物时的情景，一位当年高涉某村的农民回忆说：“当时我们村支书不知从哪里剪了一大截橙子树回来，就那么一截，绿绿的叶子中间居然长满了那么多的橙子，我们都围着看来看去，觉得真的很神奇。”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
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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