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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先分到东莞的无线电厂，那是东莞当时最好的一个厂。
我在这个厂干了5年，当车间主任。
1988年1月份，东莞市政府因为要建彩管厂，就从东莞的几家单位抽调8个人成立了筹备小组，因为我懂无线电技术，所以也抽中了我。
我们最早的这批人到1998年10月的时候基本上都走了，就刹下我一个人还在坚持。
我来的时候，彩管厂的项目还在申请的过程中，当时的彩管厂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后来厂址定在南城的郊区，在东莞市区5公里之外的笠村，好像是郑市长亲自选中的那块地。
那时候那里还有一大片坟地呢。
我在东莞无线电厂工作时，我们车间一百多人全都是广东人，我是工程师，当时我们生产收音机，有些技术上的事，比如接那几条红线黑线绿线，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你得给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就很容易接错。
我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
没办法，我只好开始学广东话，半年时间我就把广东话给拿下了。
调到彩管厂之后，彩管厂来的那些人大多是外地调来的，听不懂广东话，他们看我会说广东话又会讲普通话，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来请我帮忙，比如请我给他们上户口、孩子入学之类的事。
后来我们领导说，你搞后勒比你在车间强，车间里那么多技术人员也不缺你一个，而像你这样又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的没几个，何况你见多识广，活动能力又很强。
于是我就开始跟着领导一起跑手续。
邹家华总理批了后，后面的手续都是我们在跑。
从1989年6月份到12月份，我长期驻北京，整天跑国家计委、机电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
当时压力也挺大的，天天去催，郑市长也经常打电话过来，他说：“张惠兰，这个项目一定要跑下来，就是路破铁鞋，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要不然你别回来！”
当时有人议论郑市长好高鹜远想要弄个功绩出来，但我们跟郑市长接触下来，觉得他是完全坚定了东莞一定得有自己的工业的信念，他当时这个信念特别强。
事实上，彩管厂的成立的确也成了东莞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那时候还有很多说法，尤其觉得这是全额货款，风险很大，万一这个项目搞难了怎么办？拿什么去还近20个亿的货款？甚至连我们自己私下议论起来也觉得风险挺大的，但看到市长下了这么大决心，我们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市长把这个项目跑下来。
当时我尽管北京也有家，有亲人，但都住在招待所，一步也不敢离开。
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们就等电话吧，所以我们就只能死守着电话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电话什么时候能来，因为你到哪里报批，就要等哪里打电话给你，我们就特怕错过一个电话，怕是因为我们没接到电话的缘故没批成。
再就是不停地上门去催，记得我那时经常去人家办公室见悠着。
文件批到哪个司，我就到哪个司盯着，经常池在那儿，就跟在那儿上班一样。
有时，人家看见我也烦，说你们回家等消息吧，我说不能回家等，你们批了我们就不来了。
他们不理我，我也就在那儿坐着。
有时自己都觉得脸皮挺厚的，但当时顾不上了，没办法呀，我们必须抓紧把这个项目拿下呀。
当时审批这些手续时，麻烦事一个接一个。
因为在审批时各个部委不是光盖个章就完事了的，他们还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人员和厂房面积、建设资金等，然后我们又按要求修改，重新补充各种材料再往上送……
1989年12月初，李汉松、张惠兰，以及广东省电子局局长刘忠山等人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批文。
7日上午，张惠兰突然接到电话，是郑锦滔市长的秘书王建周打来的，说李汉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让他赶紧回来一下。
接完电话的张惠兰赶紧把刘忠山拉到一旁，低声告诉他这个情况，问该怎么办。
刘忠山想了一会儿，说，李汉松是个孝子，你先别吭声，先瞒着。
接着，刘忠山找到李汉松，说：“老李啊，刚才市里打电话，说那头好像有个什么签字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李汉松一听，有点纳闷，说：“不应该有什么事呀，我刚来才两天呢，除了沙角电厂可能要我签字，但也不应该这么快。”
说完他又转头问张惠兰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张惠兰说她也搞不清楚，领导叫你回去你回去叹。
当即张惠兰就去买票，是当晚8点多的飞机。
一路上，陪同一起回东莞的张惠兰不时劝李汉松多吃饭多喝水多睡觉。
因为她担心他回去后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
也许张惠兰那天的举动显得反常，李汉松也觉得奇怪，问她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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