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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兰笑笑，说，没事，我是怕你累着嘛。
到了东莞，去接机的是王建周。
见了他们，王建周趁李汉松不注意，悄悄问张惠兰李汉松知道此事没有。
张惠兰说没有。
他说好，先别说。
一路上，李汉松更是如坠迷雾，悄声问张惠兰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接，而是郑市长的秘书和司机。
张惠兰摇头说她也不知道呀。
车子一直开到李汉松家那个胡同口时，张惠兰这才跟李汉松说了实话：“李市长，对不起，在路上我一直没跟你讲，这是刘局长交代的。
你母亲去世了。”
李汉松“啊”
了一下愣住了，半晌，他才说：“怎么回事？我出来时她不是好好的吗？我去北京时，她把我一直送到胡同口，问我怎么去北京，我骗她说我坐火车去，她平时总是不放心我坐飞机，总叮嘱我别坐飞机，一定要坐火车，没想到
张惠兰继续跟他道歉：“对不起，李市长，没有跟你说实话，我们怕你太伤心了，怕你回来不吃饭了影响健康……”
3天后，李汉松和张惠兰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这次他们是坐火车走的。
因为李汉松觉得自己上次来北京时对母亲说了谎，没想到北京才两天，母亲就突然去世了，他对不起母亲，所以这次去北京无论如何要坐火车。
4天后的12月14日，李汉松等人终于拿到了正式批文。
讲到这里，张惠兰动起情来：“当时有我、李汉松副市长，还有省电子局的副局长张书兴。
批文拿到手之后，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李汉松还提出到我家看看，他说张惠兰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太感谢你了。
当时我爱人也在北京，他到我家看了看，还跟我婆婆合了影。
我婆婆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还是个双枪老太婆。
现在回想这一段，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大家都是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一直往前走下去的，而且，这种精神在我们后来的建厂创业过程中也一直贯穿着。”
张惠兰说到这，一旁的郑燕娟接过话茬：“我记得批文拿到东莞后不久，我们彩管厂的所有人员被通知开会。
那时我们还没有会议室，会议是在一个破旧的空房子里召开的，没有座位，我们都站着，当时彩管厂已经有100人左右。
记得郑市长在台上给我们大家念批文时，很多人都哭了。
念到最后时，大家一边鼓掌一边抹眼泪。
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那时也是哭得厉害，泪水哗哗地流。
我们是1989年夏天分过来的，几十个大学生，当时还没有办公室，每天也没有班上，我们这批人就只好天天在招待所呆着。
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吹牛，开始时觉得这么过日子挺自在的，有工资拿，有饭吃，有地方住，不上班正好乐得个自在。
那时我们要跟日本合作，所以领导就让我们大家学日语。
这么混了几个月下来，大家觉得天天不上班的日子过得也挺无聊。
这时，除了我们这批大学生之外，又调进来不少人。”
“那你们那时候待遇怎么样？”
笔者问。
郑燕娟说：“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能有两三百元钱，而分配到内地的同学工资只有几十元钱。
也因此，当时东莞当地人对我们议论挺多，说的话很难听，什么政府搞这么一个项目，纯粹就是想要表功。
圈这么大一块地方，搞来这么一大批外地人养着，天天没事干，骗吃骗喝的，不就是想要打肿脸充胖子吗？其实那时我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轻松，但大家心里也都没底，因为批文的事一直还及有落实下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项目能不能批下来。
那段等待的时间里，也有人看不到前景，又想法调走了。
所以当那次会议召开，领导在台上念批文时，我们大家都激动得很，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踏踏实实地有工作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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