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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了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意儿！
黄汲清又要骂人了。
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意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
从那时起，大师的心中一直十分痛苦和忧郁。
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机会了。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抱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冋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
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一直到临终，黄汲清总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X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宵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待在山沟沟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
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底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10平米的、顶棚散落着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黄浩生备课」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
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高中的数学老师。
他的右腿已残，只能支着拐杖走路。
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20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
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梯，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的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
黄浩生老师告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待了24年。
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青蒿的山坳里。
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夕照的晚霞偷偷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
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父亲的血统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
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一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正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
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
1985年，44岁的他又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师大本科函授班。
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面，他与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一当了一名大学生。
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30年。
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
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著。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待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
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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