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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骏今年88岁，比黄汲清小3岁。
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
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噩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
我望着这已是耳聋、眼花的耄耋寿星，心里好难过。
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永远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
我为大师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关于黄汲清这位大师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他的学生，当年随老师一起当猪倌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黄蕴慧有过一段叫人看后发笑又心痛的回忆：那是1970年春季，**的风暴，将我和黄汲清先生等一起送进了江西峡江县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具体地点是江西峡江县坑西村。
自1971年夏天开始至1972年春天结束，在坑西村地科院所的养猪班里，我们成了同班同学。
每忆起那段时间，一个身穿蓝色旧中山服，头戴旧帽，脚穿高筒雨靴，拦腰捆扎着一个硕大的蓝色粗布围裙，手中挥舞着大竹扫帚，一天天扫着猪圈，围着群猪奔波的瘦弱老人的身影，总会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际，挥之而不能去。
这老人终日无言无语，总是静悄悄地，细致地完成着自己分内的工作。
该喂猪了，老人也不例外地得去挑猪食，重百十斤的两个木桶，压在老人的肩上，颤颤悠悠地、步履艰难地挑啊挑的，然后倒在猪食槽里，呼唤猪儿来食。
当时，有谁敢帮助他呢？又有谁敢改变这种情景呢？这老人是黄汲清老师！
这时的黄老师已近70岁了，与我当学生时在南京钟山上看到的那个矫健潇洒的身影相比，差别是何等大啊！
这差别当然不纯粹是年龄上的。
养猪班的活计是肮脏而繁重的，为了一百多头僵猪，每天要满山遍野地打猪食、河沟里捞水草、集市上拉谷糠、煮猪食、拌饲料、挑猪食、喂猪、扫猪圈、起猪粪……连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都不知是怎样过来的，更何况一个年近七旬的瘦弱老人！
养猪的同时，还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黄老师在劳动的时候是要受人监督的。
记得在一个大暴雨刚过的午后，猪班里只剩下了班长、黄老师和我。
这位班长忽然心血**，非要三人全部出动去稻田田埂边和小沟里捞水草，理由是要抓住机会改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让他好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暴雨过后的田埂是泥泞而易摔跤的，一个近70岁的老人如何能胜任？虽经我再三恳求：留下老人看家，我和他同去，但这位班长不同意，说：就是要改造他！
那个时候，领导的意旨是不能违抗的。
于是，三个人，三副箩筐出发了。
硕大的箩筐压在一个瘦小的老人身上，走在泥泞而狭窄的田埂上，自然是颤颤悠悠、颠颠簸簸、东倒西歪的，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一样走不稳啊！
于是，年轻的班长就大声吆喝：大家瞧啊！
这就是每月300多元工资的大反动学术权威的能耐和嘴脸，什么也不会干，只会吃！
一路走，一路喊，在田里操作的善良农民都笑着，看着我们，但却无任何人响应这辱人的话语。
下田间小沟里捞水草就更糟了，路滑，水深，而黄老师却一直在用他那颤颤悠悠的身躯，跟着班长的命令，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实在让人不能容忍了，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催促班长让我们回去，問时也催着黄老师往回走。
蛉的黄老师却不敢啊，依然是听日子班长的吆喝，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做出了抗汉。
自动往西走，打道回府。
这样，三个人才挑着空担返回了褚淛。
现在想想，那时有些人，为什么总想置人于死地夹？
我佩服黄老师，蒽服他即使在那艰苦的养猪班里，也从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更没有向任何人乞求过帮助和怜悯，而总是默默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直到他调回北京，又从一个养猪人变成了地质大师。
每忆起这些无法解释的往事，总有一股股酸涩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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