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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
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限，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利。
每当我重温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当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务就不容推辞。
因此今天我决心给你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巳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
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
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
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
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辨明是非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李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
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非常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我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黄汲清
1978年1月11日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手中。
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
黄汲清于1月11日把信写好后，当日比小儿子渝生抄清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
15日方毅圈阅后，转呈邓办。
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小平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计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里、康世恩两位副总理的。
余秋里又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国家地质总局头上。
孙大光对此极为重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调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
3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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